为啥有人说古代除中国以外,其他地方都不怎么重农抑商?

strong>按题目讲,古代中国“重农抑商”?!这结论真对不起你的历史老师。

最后,中国的文化传统发展脉络稳定。古希腊古罗马都被后来的中亚文明所占据,农耕与商业逐渐走向了平衡。但是中国社会是非常稳定的延续,早期并没有外力的强力介入。政治和经济政策都具有惯性,一旦稳定下来就不会轻易改变。所以累代积淀了这样的农业发展因子,国家和社会也都沿袭了这样的前进模式,维持了两千余年的长远发展而不衰,孕育了今天的社会。

(英国工业革命)

在我看来,中国从古至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抑制商业发展,反而还大力的在发展和推行。

西方地理大发现和世界贸易大环境的变化,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使新生资本主义集团,不满足对国内市场有限资源利润的攫取。造船事业发达和航海技术提高,为开辟海外市场创造了条件。西方人航海探险成功和海外贸易丰厚回报是西方重商主义理论产生的客观基础,而追求贸易利润――黄金是发展动力和诱因。

以后历史上有名的农民起义数不胜数,被农民起义拉下马的封建统治王朝也不少。

元朝的一百年与汉族统治都政权大相径庭;元朝是草原游牧民族文化,有很多生活必需品必须通过贸易交换获得;

(农民起义)

结语:所以外国的古代也不是没有重农抑商,只是社会的发展需要,他们早早结束了这个过程罢了!

可以这么说。比如你看到今天,大家都在抵制以“荒谬牌”为首的外货,偶然有几只见外货减价就去抢买的蠹虫,你也恨得牙痒痒。那么你想那些小商,他们真正是在做通敌叛国的事,将珍贵的战略资源输出给敌人,怎么,你觉得抑制这些混账东西是有错的?

当然,抑制小商的政策,的确也使相当一部分无辜的民间商贩受到了牵连。但我们讲,这叫“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衡择其重”,“一家人哭,强于一路百姓哭”。

后来的汉朝的丝绸之路,隋唐的京杭大运河,宋朝的手工业发展和出现了最早的纸币,商业在宋朝超前繁荣。明朝的出海,清朝出现各种富商,都证明中国并没有抑制商业,相反还在大力发展。

因此,西方重商主义所考虑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致富艺术”,而是整个国家的致富之道,整个国民的财富增长。重商主义把专制王权、私人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十分有效的结合在了一块,产生了极强的向心力。通过不断的贸易与掠夺,使得国家与个人都从中获取了巨大利益,进而更加深入地贯彻“重商主义”。

到底是还是地理因 素,但可以分几个点答。1.经济上中 国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是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 农业可以征收稳定的土地税来保证财政收入;英国受地形限制,耕地不足,所以要通过贸易维持自身发展,地处岛国,临近海洋,航海业发达,海上交通便利,所以以商业为主,税收占经济总收入也多,政府自然不会阻止,因为赚钱啊。2.中国的重农抑商政策在政治上利于社会稳定,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稳定统治。而工商业,还会加剧劳动力流失,不利于生产,且流动性强,可控性差,不利于集权统治;英国税收依赖商业,自然不会阻止其发展,光靠光靠种田,人民吃不饱饭,社会便会动荡统治就会动摇。3.中国文化就是有重农抑商的传统,认为商人不劳而获,看不起商人,自然不支持发展:欧洲靠海国家,资源相对贫伐,只能靠扩张和贸易改善,所以比大河文明更具有冒险精神,更加开放,就不会实施重农抑商的政策。

还有次要的原因;那就是儒家文化的强大;儒家将“利”与“义”分得一清二楚——只有小人才会通过经商贸易谋取利润;

从自然环境形态而言,中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东部,中间隔着广袤纵深的中亚,与南亚有青藏高原阻隔,形成了一块封闭的大陆。

从生产模式或者说从文化的分类来说,中国属于农耕文明;这种文明的主要特点就是自给自足——嘴里吃的,身上穿的都可以自己解决;yxl

以上是我的观点,付语读历史很高兴为您解答!

秦国抑制商业,原因在于商鞅变法建立起的耕战体制,农夫向国家缴纳粮食多就可以获得爵位晋升,国家政权因为统一与军队建设的原因就需要将农夫束缚在土地上,自然就得抑制商业。尤其商鞅变法的第一炮就是著名的《垦草令》:

地主官僚集团也因疯狂兼并土地而更加腐败。到了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而统治阶级依然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推行一系列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这些做法,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了国家落后,也使其失去了最初的积极作用

公元十五世纪,西方在“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的宗教争论失去魅力之时,哥伦布带领西方世界进入了地理大发现时期,并使市场扩大到了世界的范围。人们的眼光从天上回到人间,从身边的城堡拓展到了遥远的异域,王权开始压制神权,君主国家纷纷出现。国家利益、个人私利再次苏醒,使得西方从国王到贫民开始追逐黄金,就此进入了亚当·斯密所说的“重商主义”时期。

中国又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粮食自产,布自织,衣服鞋袜自做,甚至农具都可在居住地买,多数时候就不需要商人。

而中国商人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大多数时期是半封闭社会,东临大海,北部草原,西部高山,南部原始丛林,商人很难携带资产逃离贵族高官的杀肥。

我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实际上源自于我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由政治、经济、地理等多方面因素导致的,而大多数西方国家并没有施行这一政策,更多的选择了“重商主义”作为国家经济的指导纲领。

重农抑商消极影响

“农为本”“商为末”“重农抑商”或者就是“舍本逐末”,这是中国两千多年形成的一贯制经济政策和农耕文化。这与同时期的欧洲商业文化完全不同。

从古至今中国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到了清朝的时候,就已经达到4亿人口了,数量庞大的要生存,要吃东西,那就只能大力发展农业,提高粮食产量。

出现抑制商业发展的说法原因,主要是历朝历代管控垄断了最重要的关系民生和统治的商业交流。比如老百姓吃的盐,能够打造成兵器的铜铁等。做生意的少了这几样老百姓最需要最实用的物品经营权,加上商人逐利比较奸诈地位自然而然就很低了。

古代国外不重农抑商

中国古代文化不是全是重农抑商的,这主要是商鞅那一派的主张,不过这也的确适合中国当时的国情所以各朝统治者都采取这个方针来治国。再之,西方古代文化不是全是重商的,好像俄罗斯、法国等相对幅员辽阔的欧洲国家对农业并不是采取像中国古代对商业一样来全面打压的政策。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中国重农而西方重商,是因为地理环境问题。欧洲国家土地是僧多粥少,国家多,海岸线长而破碎,气候也不大适合大规模农业种植,要将已占有资源的利用率达到最大化就只有物物交换,后来也就慢慢发展成商业。再后来商业对税金的贡献比农业还大,那就只有重商了。而中国土地富饶,疆域辽阔,气候宜人,不用物物交换百姓便可靠天吃饭,而且不同于欧洲之于海边,中国文明的发源地深在内陆,发展商业中重要的货物长距离运输在古代科技水平下较难在陆地实现,自然商业的发展就只能缓慢而行了。其实按照时间线,商业在人类游牧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而农业则要出现在游牧时期之后,从这点讲,是因为中国古代文明要较西方先进所以才会重农而不是重商。国外也不是没有啊,直到16-17世纪封建自然经济解体之后,在海外殖民地的大量掠夺推动了重商主义。之前虽然不说重农抑商,但是从效果上看是类似的。封建城邦间的课税有效的抑制了商业活动。中国在古代没有殖民地可以掠夺,也就很难通过贸易活动大量积累财富。对于中央政权来说,经济发达的地区就有了叛乱的资本。另外,在生产力相对不高的时候,中央政权需要稳定的农业收成,来维稳。

西方的历史没有中国悠久,虽然出现过大一统国家的政权,但那都是奴隶制国家,政权更替一般都是这个奴隶主推翻上一个奴隶主。基本没有经历过什么农民起义,统治阶级没有见识到最底层农民的厉害。

你以为你聪明?你不想想,历朝历代许多千古能臣,哪个不比你聪明十万八千倍?你自作聪明以为“抑商”是错的,其实人家只是“抑小商”而“兴大商”;你自作聪明以为百姓受苦,却不知若由得小商泛滥,实为祸国之害,足可导致更多百姓沦为亡国奴。

中国为什么重农抑商

其次,其他的文明古国中虽然没有明确的重农抑商,但是各地的情况不同。中国拥有世界上长期以来最为庞大且稳定的人口基数,这就使得吃饭成为了头等大事。欧洲和北非等国家运行商业制度,也是因为其社会呈现得是小国家的形态,每个国家的人口基数不大,对于农业的依赖性不强。所以商业可以很好地发展也不会影响百姓的日常生计。

曾经在其他文章里,讲过一点古代的度量衡,很多朝代的度量衡,分为“官定”和“私器”两类。小商所用,一般都是私器,多与贪官污吏勾结,私器敛民,官定入库;又或私器出库,官定布民。一来一去,百姓吃亏。

中国古代的地域也一定程度的限制了商业大发展,东边南边靠海,西边高原,北面寒冷没什么人居住,大航海时代以前对外经商条件少,无法大规模发展。农耕时代内需有限。

即使有余粮也极少能够进入商品流通环节;一般农具的获得一般也是经过“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

大商也不是不可以舞弊,毕竟舞弊的根源是在人。但是大商不至于让百姓吃太多亏。小商的背后其实也是大商,不过非国库,而是高等官僚的私库。小商不仅偷税漏税,并且让百姓吃更多的亏。

很多人可能只看到比如说晋代,官方以近乎侮辱的方式,让小商人穿黑白鞋,头戴写了字的帽子等等,但你知道小商人都做了什么吗?

你的政治敏感、政治远见、政治深度、政治觉悟,不及历朝历代那些千古能臣之万一,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你以为古代中国“重农抑商”危害社会,使大众受苦,批评人家那些政治家的决策?谁给你的勇气?梁静茹还是光良?

其次,蒙古族又受到了阿拉伯文化的影响;阿拉伯人就有不少做生意的牛人;元朝时期中国的贸易网络遍布全球。元朝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贸易规模被大大低估了。

通过上面几点,我们大致了解了为什么我国古代必须重视农业发展,下面我们再来说说抑商。

原产地属于中国的粮食种类,早期就那么几种,像红薯,土豆,玉米这些高产能填饱肚子的经济农作物是很晚才传到中国并大力推广的。

而在东方,我们自不必多说,大家都知道。那么下面对于抑制商业的问题呢?在我们这里从来都没有真正抑制过商业,实施商鞅变法的秦国,对于商业的发展也是极为支持的,否则他为什么要统一度量恒,为什么要统一货币?为什么要整修道路?这都是绝对有利于商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如果要是不想要发展经济的话,而只要求民众简简单单地去种地,生产粮食,那么这些东西秦国都不必要去做。

因为在古代东方国家普遍都是‘重农抑商’的,而大多数西方国家则施行的是‘重商主义’。

自汉代以来,小商人就是国之一害。他们做得最多的事是走私。走私盐、铁出国,卖给外国,尤其是卖给游牧民族。北方的游牧民族缺盐,尤其不会炼铁,经过小商人的走私,游牧民族就什么都有了,于是兵强马壮地来攻打中原。

从中国历史角度看,重农抑商一直是主流。

因此,重农抑商并非是古代中国的一贯制,也有例外。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古代的商人和现在的老板不一样,能够时候的老板处于社会的地产——就是有钱穿衣服也不能穿绫罗绸缎的!

首先,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是少有的长期拥有广阔土地和悠久历史的国家。如今在世界上幅员辽阔的国家,比如俄罗斯、加拿大等都是新兴国家,历史并不算久。当中国已经鱼米飘香的时候,他们还处于游牧状态,没有政策和制度。美洲大陆甚至都没有被发现,而其他的文明古国之中按照地域来看,中国适宜耕作的土地面积是最大的。这样的地理环境就使得中国人必须依靠耕种才能够保证生存。商业发展的根本是商品,它的风险性很高。加上中国的周围并没有足够数量的商业伙伴,如果要是不重农抑商,那么很多人可能就会受到生存的考验。因为商业本小而利大,如果不加以遏制,农业人口将无法逆转的减少。对于奉行“以人为本\”的中国而言这是无法接受的。

士农工商,商人是卑贱的。这就很难产生政治上的代言人,自然也就无法摆脱养肥了就杀的命运。欧洲商人比中国同行幸运:

2.口粮种类的匮乏。

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起了积极作用。例如商鞅变法,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促进了秦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汉代因此吃了暴亏,因而有《盐铁论》问世;晋代更演变成了五胡乱华,所以晋代对这些可以说是通敌卖国的小商人恨之入骨。宋代对小商的政策放宽,最终失去大好河山,被金辽所欺,被元所覆;明代一时疏忽,致关外的满清崛起,神州转手于胡虏。

抑制商业这个说法最早是商鞅变法提出来的,他的目标是让原本不怎么样的秦国变成春秋霸主。后面的秦国厉历代国王都大力推行商鞅的变法政策,秦始皇后来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促进了商业发展。

2)商为未,行商坐贾,市场贸易是投机取巧,人员流动太大,不利于社会稳定和集权管理,一直都是在封建集权的严厉打击控制下。即使在汉唐和宋元兴盛时代,也是“重农抑商”不能“舍本逐末”的。但是,我们还看到,凡是兴盛王朝又都是无一例外地放松了对商贾的管理,包括对外通商,如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下西洋等等。也因此有大唐盛世的万邦来朝,有宋代开封形成世界最大的百万人口城市,商贸市场也是十分发达的。

一、重农

反观世界同时期的欧洲、印度、中东。他们就没统一过,商人有随时逃亡的可能,换一个国家还能生存。而各国就得寄托希望商人给本国带来需要的商品,并鼓励商人缴纳税金以获得地位提升。

3.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的到来,工业革命以后,生产方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生产力大大提高。商品多了,就需要大力发展商业,提高经济。农业在相比之下就地位降低了!

国外也不是没有 啊,直到16-17世纪 封建自然经济解体 之后,在海外殖民地的大量掠夺推动 了重商主义。之前虽然不说重农抑商,但是从效果上看是类似的。封建城邦间的课税有效的抑制了商业活动。中国在古代没有殖民地可以掠夺,也就很难通过贸易活动大量积累财富。对于中央政权来说,经济发达的地区就有了叛乱的资本。另外,在生产力相对不高的时候,中央政权需要稳定的农业收成来维稳。

1)从上面两点看,中国是超稳定的农业社会,国家的稳定主要靠农业,农民依附在土地上,社会比较稳定,有利于高度集权的统治,这也与封建社会生产力不发达有关,所以农业为本,本固则邦宁,有利于封建统治者的统治。也因此,我国的农业科学技术很发达,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

这一点很重要,中国从古至今都是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又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自从陈胜吴广两人打响了农民起义的第一枪之后,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意识了吃不饱饭就可以举起锄头拿起铁锹造反,革当朝统治者的命。

重农抑商积极影响

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非常低下,老百姓对生活的追求不过是一日三餐能够填饱肚子;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奢望;

但是商人的很多资源六国是利用不了的。而秦国就能很好地把官商当做自己的触手安插在六国,这也给在六国方面的策反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封建王朝其实都是如此,对于官僚商业十分重视。但是对于自由商人和自由商业的从业者限制颇多,即便当下亦是如此。西方其实并没有差太多,虽然在我们的概念里,西方是崇尚商业自由的,但那也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以后以及希腊时代的某一些时候。

商人自秦代开始被压制,之前则因为春秋战国的政治环境得到生存,政权想抑制,商人携带资产逃离就是了。

即便是海洋民族,希腊也是建立在对土地和农业的重视上,进行对外航海和海洋交流的自己必须要种经济作物和最基本的粮食才能够有资源对外出售。而且希腊和罗马这长达千年的时期,对于土地的掌握一直决定着他们公民权的存在与否。失去土地就不是公民,就没有了政治经济特权。重视土地的一个民族怎么可能忽视土地属性和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呢?

(粮食)

3.王朝统治的需要

3)欧洲国家则不同,没有所谓的“重农抑商”、“舍本逐末”之说,商业贸易一直都比东方发达。欧洲历史上发展比中国落后,主要是因为1000年的“黑暗中世纪”。也因此,我们也看到,做为比封建社会先进的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比东方比中国要早很多。而以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定为标志,中国才彻底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什么是半殖民地呢?我理解“半殖民地”就是半资本主义。

这个问题不准确,或者说没有问到问题的实质。古代中国并非所有王朝或者说所有时期都是重农抑商,比如说元朝政府,就大力鼓励人们从事商业做生意,如果没有启动资金,政府还会主动贷款。

2.国家领土较小,自己国家资源有限,需要国家贸易,国与国之间通商频繁才能解决内需外需。

为什么中国古代文化重农抑商,但是国外没有?

这就为后来的统治者敲响了警钟拉响了警报,不得不重视和正视农业问题,花很大的力气维护底层老百姓的生计问题。

这份《垦草令》为鼓励百姓耕地,禁止庶民从事酒店旅舍,禁止商人出售粮食,规定商人必须为军队提供铠甲,提高酒肉价格,对商业流转征收重税。

这种愚民政策和强制固定,避免农民逃离土地的抑商主义完全被汉代继承,而西汉初期诸侯叛乱,包括七王之乱,都有大量商人参加,就是因为这个关系。这是历代重农抑商的根本原因。

昔日姜子牙相周,定立了三项基本国策:兴大农、兴大工、兴大商。数千年来,这政策一直被每个朝代继承着,从无改变。

事实上,自独尊儒术之后所谓君子不言利又被勋贵士大夫掌握,世家豪强及后期的士大夫都透过别支或奴仆从事工商,以谋取暴利,但嘴上还得说,商乃贱业。

问题就在于对于商业的抑制是分情况的。最开始的时候,秦国一穷二白,只能认认真真下苦功夫。当秦国有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以后,对于商业领域的发展就放开了,但是秦国也不允许商业的过度繁荣,所以对于民间商人是打压的,但是对于由政府领导的商业发展是极为支持的。也正因如此,秦商也成为了秦国的对外工具,虽然其他国家也经常把商人当作间谍用于刺探情报。

从社会文化形态看,中国从秦汉开始形成了2000多年封建专制集权的超稳定社会,朝代可以更替,专制集权没有变。

1.没有上下几千年一直传承的大一统文明古国的文化。

其实历史上除了极个别的时候,以及极个别的民族以外,绝大部分的国家和民族都是重农抑商的,但是大家不要有一种代入感,就是国家会无差别的重视农业而压制商业,实际上重视农业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必然的生存方式。

二、抑商

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到汉文帝的重农措施,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体现。重农抑商政策与封建制度相始终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封建自然经济的必然产物。

大多数西方国家自古以来就是海洋国家,地理环境促使了商业贸易的蓬勃发展。

1.中国古代的人口。

所谓的“抑商”,只是抑制民间的“小商”,虽然在某些时代,比如晋代,做得有些矫枉过正,但是就算包括所谓“闭关锁国”的清代在内,真正“抑商”的朝代,找遍上下几千年,一个都找不出来。

为什么要抑制“小商”?很简单,因为他们除了偷税漏税以外,还为了赚钱,把珍贵的资源走私到外国去。别说抑制,宰了他们也是应该的。

即便是现在的新中国,工商业已经这么发达,实行工业兴国,工商地位提升好几个档次,国家在开全国会议都着重讨论农业问题,以及每晚的新闻联播,农民问题所占用的时间都是最多的,现代尚且如此,反过来想古代就知道了。

解释了一下古代中国出现重农抑商政策的原因过后,我们就再来说说国外。

绝大部分的西方发展的时期里,对于商业的限制也是存在的,因为他们在过度自由的情况下出现了违法,而且伤及自身的高利贷产业。城邦时期的各次改革以及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时期的执政官的议案都涉及到对于这种自由商业的打压。所以重农抑商都是分条件分时期,而且分具体情况的。同时,对象也有明确的指向,那就是民间的自由商人。而对于接受政府领导的,或者说是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商业,从来都没有哪个封建国家和帝国王国刻意地去压制限制,这是不现实的,也是当下人对于历史解读的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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