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汉武帝越打越穷,而唐太宗年年对外战争却越打越强盛?

汉武帝时期,匈奴兵强马壮,其势正盛。

其次在于,汉武帝不知道要跟匈奴打到什么程度就可以收手,这就导致了汉武帝在战略上出现了失误,即汉武帝认为可以灭亡匈奴,永远解决北方边患问题,但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

唐太宗的路线与汉武帝是不一样的,在他继位后,经历了隋末大乱,唐初的国库空虚,民生凋敝,面对突厥人的挑衅,李世民很有自知之明,一是没钱打仗,二是自己的位子还没坐稳,所以并不敢贸然对突厥人用兵。因此,他对突厥人采取的是妥协的措施。

当然,隋炀帝统治后期,爆发民变,东突厥的始毕可汗趁机扶持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高开道、薛举、李轨等军阀,在中原打内战,把隋朝搅得稀巴烂,严重消耗了中原的实力。这导致唐朝建立后,乃至唐朝统一全国后的头几年时间里,都无力对突厥进行反击作战。

而算缗告缗还是在漠北之战以前发动的,那会不但国家没钱了,老百姓也没钱了。后面汉武帝又打了30年,这个国家被打到什么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汉武帝前期的卫青、霍去病,唐太宗所用的李靖、李勣,都是史诗级名将。

不过,由于管理力度不够,唐太宗、唐高宗时期新扩张的很多领土,后来都丧失了。到了武则天和唐玄宗时期,唐朝的基本盘与两汉相差无几。

汉武帝必须连续大举用兵,在彻底打服对手前,没有喘息之机。

一直消耗到实在消耗不动,轮台罪己!

卫青进行第一次漠南之战,俘匈奴部众1.5万人,匈奴又出万骑攻入代郡,掳走千余人。霍去病进行“河西之战”后,匈奴又发数万骑兵攻入右北平、定襄,杀千余人。

李唐统治者对草原就更为熟悉了。

他们不能深入了解草原特点,草原政权的特点。

既然占领不了这块地方,那么无论中原王朝的军事实力有多强,无论你把北方游牧民族打成什么样子,经过一些年的休养生息,游牧民族的实力又会恢复起来,草原的游牧民族其实就是个打不死的小强。

听闻突厥内战,隋文帝遂调集大军,从东起辽东,西至凉州,长达几千里的战线上,对突厥发动全面反击。

到唐太宗征高丽时,河北壮士踊跃参军,薛仁贵就是此时投入唐军的。

这种局面,直到隋朝建立,隋文帝停止对突厥纳贡、和亲才终止。

然而,到唐太宗时,东、西突厥已经分裂,东突厥又遭遇内部问题和自然灾害,实力大损。

另一方面,由于建功立业的机会大而战死沙场的机会相对较小,因此,勇武之人踊跃投军。

汉武帝继位时,上述要素并不齐备:在战马方面,汉初的窘迫是出了名的:“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经过数十年的持续鼓励养马,这一情况有所改善,但数量、质量跟匈奴相比都有差距;统帅方面更是奇缺,初期屡战屡败,直到卫青、霍去病的出现,局面才得到扭转。

唐朝承接南北朝遗风,贞观年间的战马超过70万匹,河朔、陇右、金城 、平凉 、天水遍地是丰沃的养马场,朝廷还设置了八使、四十八监专门管理养马事宜;

所以汉武帝为什么会连年发兵攻打匈奴,其实他就是想把匈奴给灭了,他认为只要灭了匈奴,就永远不会有北方游牧民族问题了。

于是吉利就被唐军一直追到了大漠,这个时候吉利打算投降了,为此唐太宗还派了使臣过去。只是李靖和李绩都不是盖的,他们就认定了这个时候吉利是没有防备的,于是就在吉利跟唐朝使臣谈判的时候,他们就杀到了吉利的老巢,生擒了吉利,至此唐朝的北方大患就解决了,干净利落!

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大唐初期对待突厥人的主要政策就是拿钱消灾买和平。那么,大唐为何不出兵解决这个讨人嫌的突厥呢?最大的原因就是没钱,所以,李世民集中精力除了练兵,就是搞经济建设,然后等待时机一举将突厥消灭。

简单来说,西汉是在与匈奴的战斗中逐渐锻炼队伍、发掘人才;但随着战争的持续,汉军的战马、人员消耗也相当巨大。因此,随着霍去病去世,西汉一时找不到像他这样具备大兵团突袭能力的将领,同时鉴于战马消耗过大,一度停止了对匈奴开展大规模战役。

匈奴全盛时代的人口也不过200万左右,不及西汉的十分之一,但军事力量却异常强大,刘邦所遭遇的“白登之围”就是最好的证明。

白登之围后,汉朝为维持边境和平,采取了“和亲”政策。但汉朝军事上的弱势已被匈奴看穿,造成的局面就是,匈奴人不仅要汉人的姑娘,也照旧经常袭扰汉朝边境,甚至还有几次兵锋直指长安,长安附近的甘泉宫就被匈奴人烧了好几回,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七十余年,直到汉武帝刘彻的出现才改变了这种被动的局面。

唐朝初年,史称东突厥“控弦百万,东自契丹 、西尽吐 谷浑、高昌 ”,控制区域接近当初的匈奴;正在中原掰手腕的隋末群雄,诸如李渊、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等等纷纷向其借势,此时的突厥俨然有成为东亚之主的架势。

从经济角度来看汉武帝越打越穷,和唐太宗越打越富的原因。

都说汉武帝是富三代,文景之治给他留下了一大笔钱。其实文景之治也给汉武帝留下了一大堆经济问题。

汉文帝刘恒,是个和事佬一般的人,他老妈薄姬是个清心寡欲的人,整天抱着一本《道德经》在那儿朗诵,导致汉文帝深受影响,决心无为而治。

这下好了,由于汉文帝的放纵,使得吴国、楚国等诸侯国,小动作不断。尤其是吴国,不仅收留了大量亡命之徒,而且还在私底下铸造假钱。

这事儿影响太坏了,朝廷铸造的钱币,都是分量足够的。可吴国铸造的钱币,分量严重缩水,这些劣币流通到市场上,换取了大量朝廷铸造的良币。

简单举个例子,1枚良币的含铜量,至少可以铸造2枚劣币。这么一来吴王刘濞再将这些良币熔了铸造出更多劣币,以此破坏市场,养肥自己。

汉文帝明知道这事儿,可他依旧无为而治,他觉得问题留给后代解决算了,自己还是好好念《道德经》好了。

这事儿就这么拖到了汉景帝刘启时期。刘启不能忍啊,立刻打算削藩,结果人家吴国、楚国也都把自己给养肥了,索性就反了朝廷。

七国之乱,把汉景帝搞得够呛。虽说最后事情被摆平了,可汉景帝一朝也是损失惨重。想要恢复经济,何其难也!

因此,汉武帝上台以后,其实汉朝的经济状况压根就不咋地。尤其是在钱币问题上,老百姓压根就不相信朝廷铸造的钱币,他们宁可恢复以物易物的模式,也不肯再用朝廷的钱币了!

这事儿如果不妥善解决的话,那么将来总有一天,朝廷也得以物易物,那不完犊子了嘛!所以千万别说汉武帝是什么富三代了,压在他身上的经济任务太重了!

一、五铢钱的问世,帮汉武帝解决了这一麻烦。

为了解决信任危机,汉武帝找来了一大帮经济学家。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汉文帝、汉景帝时期,遗留下来的货币问题。因此汉武帝时期,至少进行了4次货币改革。

  1. 第一次,在汉武帝建元元年,开始铸造三铢钱。也就是钱的重量和他的价值相等,思路已经找对了,可过去泛滥的假币中,4钱种的半两钱和三铢钱等价使用,导致私人作坊铸钱之风再起。
  2. 第二次,没办法了,建元五年,汉武帝把三铢钱给废了,改用半两钱。这玩意儿不就是秦半两的翻版吗?等于是这段时间又重新走回头路了。
  3. 第三次,汉武帝元狩四年,又开始重新铸造三铢钱。这回不同的是,汉武帝颁布法令,民间私下铸钱者,要被拉出去砍头。等于说三铢钱得到了法律的保护,这回拉出去砍了的人,超过了1万人。
  4. 第四次,汉武帝元狩五年,去年刚铸造的三铢钱,又被汉武帝改成了五铢钱。为啥呢?因为郡国当时也有资格铸造三铢钱。这回汉武帝收回了郡国造钱的资格,并且把各地私铸的钱都运来销毁了。自此朝廷彻底拥有了独家铸币权。

五铢钱自此成为汉武帝时期的主流货币。过去私人铸造的、郡国铸造的各种钱币,都被汉武帝的五铢钱所取缔,这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五铢钱的重量就是五铢,非常好验证真假。所以说,私铸假币的人,从这一刻开始,无利可图了!既然挣不到钱,谁还愿意赖在这上面呢?自嗨吗?

五铢钱的问世,完美地解决了一系列货币问题。因此五铢钱也成为了中国古代的主流货币之一,从西汉一直到隋朝,五铢钱始终大行其道。

二、货币稳定期,也是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时候。

我们要记住“元狩”这个年号,为啥叫“元狩”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反攻匈奴的意思,狩就是狩猎的意思,匈奴就是汉武帝的猎物。

可这一时期,也是汉武帝的五铢钱刚刚问世不久的时候。在此之前,沉重的经济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汉武帝背负在身上的经济包袱很重,几乎不堪重负。

五铢钱的确很管用,可这需要一个过程。

  1. 首先,汉武帝要将过去的半两钱、三铢钱,以及私铸钱全部收回来。这要不要时间?
  2. 其次,汉武帝要把五铢钱铺下去,在市场上逐渐流通起来,这也要大量时间。
  3. 再者,最关键的一步,那就是让这些五铢钱,为汉王朝产生实质性的经济效益,这就需要漫长的时间了。

所以说,汉武帝攻打匈奴,每天都在花费巨额的钞票,可朝廷进账的数额,却只是在缓慢增加,你说他心急不?

为啥最后他要止戈为武?因为他意识到入不敷出的这么一个问题。别以为汉武帝后期把国家给打穷了,其实汉武帝后期正是货币改革效果直线上升的时候。只可惜前期打仗把经济打入了谷底,想要恢复需要很长时间罢了。

三、反观唐太宗时期,就不存在货币问题。

不少人拿汉武帝和唐太宗做比较,认为唐太宗把周围邻居打服了,还能发展经济,似乎综合能力要强于汉武帝。

不排除这一点,但是我们要意识到,唐太宗时期的货币政策,已经相当明朗了。这个时候的汉朝五铢钱,已经沿用了700多年,别提多滑溜了。

隋朝的时候,依旧铸造五铢钱,没办法,这玩意儿好使啊,可谓是经久不衰。可由于南北朝乱局多年,隋朝没搞多久又崩了,所以币制比较混乱。

虽然时代条件不同而存在差异,但汉武帝、唐太宗都是为历史进步、国家富强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帝王,值得肯定。

而大唐则因为有前人的经验,加上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唐军熟悉草原民族那套。这使得唐太宗的扩张,无论南下逐鹿中原,还是北上驰骋草原,都是轻车熟路。比汉军更加游刃有余。

这样一来,这些新兴地主阶层便有了双重身份,既是汉朝地主,同时又是商人。西汉从建国后,实行的是低税率政策,工商业的巨大利润,交税却是非常低。再加之,这些新兴地主获得新身份后,与官府勾结,巧立各种名目逃避税收,以致于到后来,掌握国民经济命的重要行业都到了这些富商巨贾手里。

所谓技术条件:汉朝国力虽强,但没有现成的、能在草原上决胜的将领和骑兵;唐朝则万事俱备

说到底,唐朝多多少少还是沾了隋朝的光。

国恒以弱亡,独汉唐以强亡,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个朝代,国人以汉族自居,海外聚集地则以唐人街为名,可见汉唐对于中华民族的深刻烙印。而汉唐最具代表性的2个帝王分别为汉武帝和唐太宗,而两者之间差别在于汉武帝耗尽文景之治积蓄的国力,导致西汉王朝后力不济,如果不是光武中兴,估计汉朝维系不了400年统治。而唐太宗上手接的是隋朝的烂摊子,不过似乎越打越强,最终缔造了大唐盛世。

灭了东突厥后,唐朝并其领土,但并未进行开发,也未移民。只是在当地设立都督府和羁縻州,委任当地人为行政长官。然后,再设置都护府,从中原派官员过去统筹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唐太宗,也不是那么完美。

打击薛延陀时,又利用东突厥与薛延陀的矛盾,让东突厥在漠南抗拒薛延陀(减少中原负担),后又利用各种手段削弱薛延陀在草原各部的权威,最后摧枯拉朽,联合大量游牧武装,低成本轻易平定漠北。

到了唐朝时,经过七百年的发展,以当时人的见识,以及唐朝当时的国力,唐太宗显然已经不可能这么干了。

于是汉武帝又实行了告缗令,如果有人瞒报了财产数额,只要有人举报,那么举报的人就可以得到被举报人一半的财产,而被举报人的家产就会全部充公,这项法令实行以后,一时间告缗的人络绎不绝,全国的中产就几乎全部破产,自汉初以来民间积累的财富,也因此毁于一旦。

综上所述,不论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也好,对西域的又拉又打也好,他所背负的经济压力是很大的。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初步划定了华夏的江山,汉武帝不愧是一位伟大的帝王。

两汉时期,汉廷也不是没利用匈奴人的内部矛盾,对其进行离间分化。

不过,相对于全盛时的匈奴,突厥有以下缺陷:

唐太宗的对外战争

按照我们现在的事后诸葛亮分析,其实汉武帝在漠北大战之后就可以收手了,至少没个几十年,匈奴也恢复不起来,边境能稳定几十年,这也是当时能做到的最好的效果了。

可以说,突厥在分裂后,被隋文帝用恩威并施的办法,拿捏得死死的。早已经不复当年之勇了。

加之在战争后,汉武帝为了巩固统治,又对新辟疆土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

一旦你停下来,就是示弱,匈奴就会变本加厉,加大对你的进攻,杀掠人民。

先说背景。

汉武帝不仅忽视了民生问题,而且汉武帝在汉匈战争中犯了很多错误,丧失了不少良机,造成了很多可以避免的损失。

所以为什么汉武帝会越大越穷?因为打的时间太长,自然就越打越穷了,唐太宗只用了4年就解决了问题,把仗打完了,自然就好休养生息发展经济了。

后来,唐太宗领兵至陕西彬县的五陇阪与突厥遭遇。

这些战前工作,直接让唐军取得了最有利的作战条件,都说唐初不灭个国都不好意思称名将,但是离开了李世民的战前安排和战略布局,这些名将除了李靖、苏定方外,其他人能打灭国战?尤其是一战灭国,真的得画个问号。

于是,唐太宗便故技重施,只带高士廉、房玄龄等六人,隔着渭水与颉利可汗对话,怒斥颉利、突利背约。

早在夏商周时期,华夏族就常年处于跟各种游牧民族的鏖战状态,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就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大环境。春秋战国以来,中原虽诸侯林立,但基本都处于军国主义状态,秦、晋(魏、赵)、燕等北方强国面对身边的游牧政权长期处于优势地位,并在这个过程中扩充实力、发展壮大(参考胡服骑射)。

早在李渊父子晋阳起兵时,就曾向突厥纳贡,以便安心争夺天下。大唐建立后,高祖也曾送给突厥不少金银财宝。但突厥贵族的贪婪永远没有止境,为了更好的掠夺中原,他们一面拿着大唐的钱财,一面背地里支持着大唐的敌人,薛举、刘武周、梁师都、王世充等各方割据势力,都曾受过突厥人的支援,甚至是借兵。

李渊起兵后,又得到突厥人的帮助,李世民与突利可汗等人保持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突厥在其鼎盛时,实力是不弱于当初匈奴的。

通过武帝的大力开发,从西汉到唐末,河西走廊一直都属于中原汉地范畴。同时,也是中原王朝向西域扩张的稳固前沿根据地。

所以到了汉武帝晚年的时候,汉朝早已打得国破民穷,如果汉武帝继续发动战争的话,那么结果还真的会跟秦朝一样,民间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就会有大量的造反、起义,汉朝不是亡在汉武帝手上就会亡在他儿子的手上,跟秦朝差不多。

战争目的不同

突厥最强盛的时期,是南北朝后期。控制了整个漠北草原和西域。

同时,在西域方向,李广利组织的征大宛之战,更是使“天下奉其役连年”、“损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天下骚动”。

这里的近距离,指的是今天的内蒙、甘肃、青海等地。

唐太宗与颉利可汗签订盟约后,东突厥没几年就遇到了雪灾。人畜死伤无数。

在这样的背景下,唐太宗就是公元630年以李靖为主将,统领李绩、薛万彻这一众猛人发动了反击突厥的战争。

所谓国际格局:汉武帝时期,是西汉、匈奴两强直接挽袖子上阵,一对一硬碰硬;唐太宗年间,突厥被从背后捅刀子,唐朝捡了个现成便宜。

此举,对唐朝财政的负担是比较轻的。

具体花销我不清楚。但汉武帝抽掉几十万上前线,而且还都是男丁。不管怎么看,这场大战的花销也不可能小。

即便是未竞全功的亲征辽东之战,也在用时不多,损耗不大的情况下收复了辽东州县。

汉武帝刚上台的时候,仓库里堆满了用不完的粮食和钱财。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得良将者,兵强国昌”。正是这个道理。

而后来的王朝在这点上就学聪明了,比如明朝,在蓝玉那次出征基本灭了北元以后,蒙古高原就分裂成了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股势力,长期以来,明朝在三股势力之间搞平衡,也基本维持了边境上百年的基本稳定,没有跟汉武帝时期一样,对蒙古连年用兵。

到公元前120年,与匈奴的战争由被动变主动,打仗军费开支加大,安置匈奴降军也要花钱,再加其它各方面的开支,汉武帝的财政便出现了困境,至124年,文景之治积累下来的财富差不多就花光了。

渭水之盟是唐太宗的一大耻辱,此后唐太宗就励精图治,开始大力发展军事,尤其是骑兵,汉武帝花了血本得来的教训,唐太宗直接拿过来了,再加上唐太宗手下有一大堆强干的将领,部队也很快就训练了出来。

这些问题共同反映出,汉武帝刘彻的军事能力不如唐太宗李世民。

而在渭水之盟以后,突厥内部也过的很惨,草原上遭遇了罕见的风雪,牛羊死了大片,人员、牲畜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所谓文明优势:西汉对匈奴,是两种文明体系首次大规模决战;而在唐朝时,农耕文明处于绝对强势地位

到了唐朝时,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自从匈奴被打得部分西迁、部分内迁后,中原王朝的霸主地位就不可动摇,华夏文明不断对周边传播、吸收,浸润深远;对于那些周围的政权而言,依附远比对抗有利、和平交易远比打家劫舍划算;即使十六国时期北方乱成一锅粥,各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都不约而同地学习模仿中原政权架构、想方设法让自己融入中原文明。因此,即使曾经出于对抗模式,一旦发现自己不具备打赢的可能,低头认怂、俯首称臣对他们而言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远没有当初匈奴那样的心理障碍。“圣人可汗、天可汗”的头衔,放在西汉是不可想象的。

可这项法令出台以后大多数人都没有如实上报财产收入,算缗出台后没收到多少财产税。

刘彻之所以发起对匈奴的征讨,主要得益于继位初期经济上的强大,汉朝与匈奴的和亲政策为西汉的休养生息提供了空间,从汉初经历文景时代至汉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国家没有出现严重的政治动乱,也没有发生严重的水旱灾荒,民间家给户足,粮仓充满,朝廷财政也大有盈余,可以说“文景之治”为武帝攻打匈奴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从当初为柔然打铁的小部落到横亘北方的霸主,突厥的崛起太过于迅速,内部没有形成高效的统一组织。 比如,匈奴只有一个统领全局的“单于”,而统领一方的突厥首领都称为“可汗”,他们的地位跟 “大可汗”没有丝毫差异;因此,在隋朝时期,隋文帝就利用这一特点将突厥肢解,并且扶植了一个向中原称臣的启民可汗。

很显然,东突厥的情况,就给了唐朝分化加离间他们的可操作空间。

一是移民。

相比之下,唐太宗的超远距离征伐则一如既往地保持了“低投入,高回报”的特点。

毕竟,别看唐朝疆域远大于汉朝,可唐朝的核心统治区域与汉朝相差无几。北方能开发的区域,汉朝都已经开发过了。人类终究还是无法战胜客观自然环境。

但到了汉武帝在位的第22个年头,也就是公元前119年漠北大战哪一年,汉朝早就没钱打仗了。

而且,武帝对开疆扩土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唐太宗同为英明之主,却胜在前代的经验教训足够深刻,尤其是隋炀帝好大喜功所引发的惨烈后果历历在目。贞观年间虽然对外用兵频繁,但基本都是追求效率的突袭战;对内,则长期以整顿整治、恢复生产为主。因此,打仗不仅没有给国力民力造成负担,反而获得了优厚的战利资源。但到了高宗、玄宗时期,唐朝也因过度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付出了代价。

战争加上开发,财力、物力上的投入自然不可能小。因此,汉朝的经济也就大受影响。

这是难免的。

比如公元前111年,武帝遣大将李息,郎中令徐自率精兵数万从河西走廊翻越祁连山,击溃了叛乱的西羌后,随即便对河西走廊进行了全方位的大开发。

在这种情况下,汉朝没有“玩花活”的空间。

唐太宗晚年,“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运输”。

总结成一句话:军事实力是有关军队和战争的事情或事务的实力。

关于唐太宗在五陇阪之战和签订渭水之盟前后的表现,历代史家的评价都很高。赞叹唐太宗利用伐谋、伐交、伐兵,迫使突厥人退兵,充份显示了其卓越的战略眼光、惊人的胆略和超群的智谋。

如此,武帝后期,越是耗力进攻,效果越差,越是效果差,消耗就越大···

所以,其实,汉武帝早期、中期的用兵,战果大,但并没有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唐太宗也是一直在用兵,但既打出了“天可汗”的威名,又使国力持续上升。

那唐太宗为什么没有出现汉武帝的情况呢?首先是因为唐太宗是个聪明人,史书他肯定是读了的,有汉武帝的前车之鉴,他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想不明白呢?

如果双方真打起来,唐军前途未卜。

但相比于汉武帝,唐太宗的开疆扩土并不怎么牢靠。这导致直到到清末民国为止,对我们中国人影响更大的,还是2000多年前汉武帝的征服战争。

三是进行经济开发。

因为如果不开发,汉朝对河西走廊就谈不上有什么强有力的控制。汉武帝为了彻底控制河西走廊,同时进一步向西域扩大汉朝影响力,便将河西走廊的经济模式由单一的游牧经济,变为了游牧加农耕经济。

这些情况,虽与汉武帝的“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不可同日而语,但也说明,常年的多线作战,仍然给生产、生活不可避免的带来了干扰。

还有不用李广利这种无能之辈,也可以减少汉朝的损失,这里反映出汉武帝刘彻,在任用将领上,不如唐太宗李世民。

以现在的角度来看,汉武帝有远见,牛掰普拉斯!但以当时的生产力而言,这就是典型的好大喜功,滥用民力。

公元626年,唐太宗刚上位还没两个月,突厥就打到了长安城下,当时唐太宗手上也没多少军队,硬抗突厥大军是肯定不行的,无奈之下就只好跟突厥签了渭水之盟,给了一大批银子才把突厥大军给打发走了。

但唐太宗手上却是人才济济,武将方面有李靖、李绩、苏定方、侯君集、尉迟敬德这样的汉人大将,甚至还有阿史那思摩这样的突厥名将。文臣集团更是有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大才。

二是行政化管理。

汉武帝接盘的是文景之治后的国力积蓄,似乎在开局就胜过唐太宗,而实际上呢?当时,汉帝国已经经历了5位皇帝,土地和门阀的势力已经固化,汉武帝也是熬死窦太后才最终接掌这个国家,虽然似乎国力达到了巅峰,而实际上阶级矛盾也达到了一个爆发点,后继乏力是肯定的。

这是一个恶行循环的开始。

作为当时的天下第一名将,李世民知道清楚的军队上下是怎么运作的,也知道战争该怎么打才能够利益最大化。李世民时期大部分的战争都有一个特点,准备三五年,实战就几个月,短的甚至不满月。这就保证了不会占用太多的民力,财政支出也不会太高,同时也不会过多的影响农业。而高胜率则保证了可以对外掠夺他国的财富,以此来补足自身。最后就是统战工作,李世民非常善于拉拢敌人的敌人,孤立对手,然后以众击寡,这能减少本方的伤亡,还能减少战后抚恤的支出。比如攻灭突厥就是和薛延陀联手,后来薛延陀做大,又是让突厥残部组建了“唐协军”打头阵,灭了薛延陀。

汉武帝君臣中,除张骞等人曾在匈奴生活较长时间外,其余人对匈奴及草原的了解都极其有限。

而在汉武帝末期,为了天马而发动战争。

因此,拉开差距的,是后期的超远距离用兵。

对此评价,我们当然不能否认。

其他小的就不在一一赘述了。

汉武帝刘彻好战,他一生最大的敌人就是匈奴,在位54年,和匈奴就战了44年之久。为了战胜这个强大的敌人,西汉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汉朝在经济上的困境除了抗击匈奴所需的开销外,还有其他方面的花费,比如打通丝绸之路,等等。

可是分化的前提,还是要先打散对方。

因此,当唐朝统一中原后,再向东、北、西方向扩张,打下了新的地盘时,便只是进行羁縻统治。

张骞之后,汉武帝多次派遣使团出使西域诸国,先后使用武力征服了楼兰、车师,与乌孙建立了盟友之后,又发动了对大宛国的战争。与此同时,为了交好西域,汉朝也送出大量的财物去打点各国。

唐太宗启用阿史那杜尔、执失思力、契必何力等番将,在不大量耗费中原财富的情况下击垮薛延陀,平定了漠北。

为了筹款,武帝不得不实行改革,比如漠北一战的军费,就是从盐铁改革当中获取的,但在改革中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是需要武帝去解决。

然而,大月氏不愿与匈奴作战,乌孙虽尽力出兵但力量有限。

不过这点在汉武帝时期,至少在汉武帝晚年以前,汉武帝并没有认识到。

首先是战法。

就拿624年的五陇阪之战来说。

汉武帝越打越穷,而唐太宗年年对外战争却越打越强盛,原因,总结起来的话,其实只有一点,那就是唐太宗的军事能力远远强于汉武帝。

这就是为什么汉武帝会越打越穷了。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突厥铁板一块,没有内部的勾心斗角。唐太宗又如何利用突厥两个可汗之间的矛盾,使用反间计呢?

比如渭水之盟的建立。突厥经过多年的发展,到隋朝时已分裂为两个集团,即东突厥和西突厥,后来隋文帝联合西突厥,大败东突厥,此后的东突厥消沉了一段时间,至隋末,又起来兴风作浪,成为一支大唐劲旅。

后来的“渭水之盟”,过程也是如此。

将领任用不同

秦朝统一中原时,北方由西到东布列着西域诸国、月氏、匈奴、东胡、箕子朝鲜,所以蒙恬很容易把头曼单于统领的匈奴驱逐出河套地区;

中原王朝的军队一般以步兵为主,而步兵在对抗骑兵的时候就很容易吃亏,尤其在茫茫的大草原上,你用步兵去对抗骑兵基本就等于送死。汉武帝刚开始对战匈奴的时候也没找对战术,在对抗初期,付出了不少成本以后,才摸清了对付匈奴的最佳套路,那就是以骑兵对抗骑兵,这个经验就被后来的中原王朝给继承了下来,比如唐太宗时期,唐朝就大力发展了骑兵,后来也是用骑兵打败的突厥。再比如明朝初年,无论是朱元璋还是朱棣,都非常注重养马业的发展,到了永乐末年,明朝全国的骏马数量达到了惊人的173万匹,纵观中国历代中原王朝,这个数字也是空前绝后了。

因此,一方面,唐太宗可以从容选择作战时机,一击致命,还可以利用对手们彼此之间的矛盾,拉一个打一个,稳操胜券。

方略不同

总体上,汉武帝君臣对外联系上,或一厢情愿(如联络大月氏),或停留在局部(如联合乌孙),打击匈奴,基本上靠的之汉军自己的力量,“正面杠”。

在人才方面,持续数百年的民族融合,让中原在骑马方面具备雄厚的“群众基础”,那时的宫廷贵族女子大多可以骑马(打马球);基于这种土壤,滋养了代代相承、骁勇善战的骑兵队伍,唐军“步军皆有私马”,“冀州产 健马,下者日驰二百里,所以兵常当天下”。而在将领方面,无论是关陇贵族、还是山东豪强,都不乏精通骑兵指挥的俊杰,大名鼎鼎的“二李”:李靖、李世勣就是代表人物,也正是他俩率军突袭灭掉了东突厥;后来,李靖的半个徒弟侯君集,也献上了奔袭千里灭高昌国的壮举;公元641年,李世勣曾带着6000精骑追杀薛延陀骑兵,在诺真水(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境内)阵斩3000、俘虏5万。

前面说了,突利和颉利之间有矛盾。颉利搞不清楚突利是不是真的背叛了自己,同时又担心唐朝与突利夹击自己。于是,颉利便立即与唐朝订立盟约,撤兵走人。

同时,颉利可汗的威信也大不如前,很多人都与其有矛盾。

估计也正是因为熟悉的缘故,在打下新辟疆土后,唐太宗并没有花大力气进行开发。所以唐朝不仅没有因为战争而影响经济,反而还因为开疆扩土,刺激了中原的经济发展。

由于损耗大,大汉国力下降,带来了战斗力的下降。

唐太宗见唐军战斗力锐减,不宜决战,便仅率百余骑出战。

但同样是对外征战,七百多年后的唐太宗李世民,在他执政期间也有一个劲敌–突厥,双方也博弈了多年。但为何唐朝不仅没有被战争拖垮,反而还整出一个“贞观之治”的盛世呢?

所谓的技术,主要指的是军队。与匈奴、突厥这些游牧民族对决,有效的办法只有一个:派出成规模、高质量的骑兵杀到草原上,给予对方有效杀伤、端掉他们老窝。这就需要具备善于指挥大型骑兵军团的统帅、高质量的战马、训练有素的大规模骑兵等。

双方隔着一条河,唐太宗隔河大骂颉利可汗背信弃义,并邀请颉利单打独斗。声称自己只用百余骑兵就能打败突厥大军。

相比之下,李世民遭遇突厥时,突厥已分裂为东西二部,相应实力也减弱,所以,唐太宗集中精力对付东突厥时,才有了一举拿下的可能性。

只是汉武帝时期,中原王朝在如何反击北方游牧民族这个问题上,还显得经验不足,而这种经验的不足,就造成了汉武帝在对付北方游牧民族这个问题上,付出的成本就比后来的王朝要大很多(前提是皇帝得靠谱)。

由此可见,太宗的对外战争之所以没有影响到“贞观之治”盛世的形成,一是对手没有匈奴那么强悍,对大唐的对内治理影响有限。二则是初期的妥协政策,为对内治理赢得了时间。

不过唐太宗的运气也很不错,就在突厥撤军后不久,突厥内部就分裂了,吉利直接跟二把手突利闹翻,吉利发兵攻打突利,突利打不过吉利,就暗中联合了唐太宗。

汉武帝在进攻匈奴,匈奴也在进行报复性反攻。

东突厥、薛延陀、吐谷浑、高昌、龟兹、高句丽,虽然彼此有关系,但是一个个保持独立的对手。

大汉与匈奴,一旦翻脸,在分出高下之前,是没有和平的。

这又是一个良性循环了。

因此,唐太宗时期,指挥水准一如既往的高,即便出师不利,也很少出现全军覆灭的情况,即便是如李广、李陵这样的某一路覆灭也很少发生。

在唐朝时,东突厥再次崛起,不过老毛病还在。比如在渭水之盟时,李世民就判断:‘“突厥众而不整,君臣惟利是视。可汗在水西,而酋帅皆来谒我”;史书也记载:“突厥虽云一国,然其种类区分,各有酋帅。”因此,到了贞观初年,随着突厥出现天灾、政治混乱等问题,铁勒、薛延陀、回纥等部落集体背叛,唐太宗趁机联络这些部族、支持他们搞事,随后在突厥的只剩半条命时发动突袭,一战将其灭国。

在打通丝绸之路方面的花费也不少,为了与西域结盟,刘彻采用的措施是又打又拉的策略。张骞率先开启了汉朝与西域的破冰之旅,第一次出使西域花费了十三年时间,虽然没有建立起与大月氏的盟友关系,但他创造了中华历史的神话,一条贯通中西的文化大道。

一言概括,汉武帝的方略,是以中原人的办法打击游牧民族;而李世民的方略,是以中原人+游牧民族的方法,多种方式一起打击对手。

用将不同

类似的骑兵闪击战,汉朝人不了解。整个武帝朝也就霍去病能精通掌握。

这其中的差别何在呢?

差别点:超远距离进军

他先是派张骞去联络大月氏,试图联合起来一起进攻匈奴,后又与乌孙等国联合,一同进攻匈奴。

但实际上却事与愿违,他打了多年的匈奴,也没有把匈奴灭了,漠北大战以后,在大多数时期里,匈奴人根本就不跟汉军交战,汉军到了草原也多是搞武装游行,很少能有战果。

也正是由于当时的突厥强盛,北周和北齐政权还不得不对突厥实行纳贡、和亲政策,以换取突厥对自己的支持。

虽然汉武帝也对东越、南越、西羌、朝鲜、西南夷用兵,但其一生的主要对手,是统一且处于鼎盛的匈奴。

今天的我们是通过史书,能够获得关于一切信息,直接站在了上帝视角上,我们才有资格评判唐太宗李世民的军事部署是否得当,而且一千多年,经过无数军事大家的分析,我们发现李世民的军事部署,根本没有过重大的失误。

各位醒醒吧,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吗?

这主要是因为二者的打仗成本完全不同,汉武帝打匈奴打了一辈子,唐太宗打突厥却只用了四年。

此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汉武帝征战匈奴时,正值匈奴强盛时期,之后武帝还经历了匈奴的分裂,可以说,武帝不仅参与了,而且见证了匈奴从强盛到衰落的过程。

装备精良、精兵强将,初唐的军队比游牧民族更“游牧”,这就是他们往往能够高效率定点击杀、一剑封喉的秘诀。

那么,唐太宗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呢?

当初的北魏时期,云中、朔方、 陇右 等地都开辟为牧场,巅峰时期的战马多达300万匹 ,北魏末期的一代枭雄尔朱荣家族就是养马出身。

而抛开唐初的天策府将领,唐朝各个时期可以说名将辈出,即便是唐末也是因为武将之乱导致灭亡。唐朝可以说一直再做对外扩张,不断的在西域等地区发生战争,领土也在不断变化,即便是武则天时期也是如此。

当然这也是因为唐太宗确实是个胸襟宽广,并且能力突出的皇帝,在他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真正被他杀了的也只有张亮和侯君集,不过这两人也是确实是因为谋反被杀。相对于汉高祖来说,这点唐太宗就做的很好,如果刘邦留下了韩信,那么很可能在刘邦时代就能解决匈奴问题,韩信打仗的水平真不是盖的。

相比于汉武帝,唐太宗时期的背景,以及唐太宗对开疆扩土的理解与武帝有很大不同。

像这样规模的大战,武帝时期还不止一次。

其后,东突厥通过内战,完成短暂整合,又恢复了一定实力。于是,东突厥后来又挑起两次主动侵隋战争。但两次都被隋军击败。

侯君集等人万里远征,虽然耗费不小,但风驰电掣,干净利落地高昌、龟兹等西域诸国,控制了天山南麓。

超远距离用兵上的差异,既源于各自所面临形势的不同,也源于二帝用人、用兵上的不同。

形势不同

纵横捭阖,多找朋友,是古代进行战争的重要原则。

唐太宗虽然接手的是一个乱世,不过经过乱世之后,土地兼并和人口都已经到了最低点,所以再烂也不可能更烂了。所以,国家实力上升是肯定的,即便不对外用兵,也会在安定之后出现盛世。更何况,唐初的府兵制是依托于大量的土地储备,一帮更经历战争的骄兵悍将有在足够的利益趋势下,更是骁勇善战。

因此,他们可以更深层次地纵横捭阖,分化、瓦解敌人。

因此汉武帝时期,为了对付匈奴,汉朝是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

但无论怎么说,唐太宗时期的突厥民族已经分裂了。

有人曾估计,为了打这一仗,武帝花掉了国库三分之一的存货。

产生差距的地方,是在远距离用兵,也就是对漠北及西域的用兵。

汉朝与匈奴基本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每次的战争消耗都是巨大的。比如漠北决战,刘彻调集了十万骑兵,由卫青、霍去病统领,分东西两路进攻。此次出征,负责运送后勤的战马就达到了四万匹,步兵辎重几十万人,其后勤保障可谓规模空前。

汉武帝征匈奴,是华夏农耕政权大规模向陌生的大漠草原进发,主动去寻找北方游牧异族政权,打歼灭战,并将其领土并入中原版图的第一次尝试。

相比之下,唐太宗面临的形势则要好一些。

所以,贞观三年(629年),时机一旦成熟,李世民绝不贻误战机。当时东突厥内部发生矛盾,太宗十一月便派出以李靖为首的十万大军,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一举平定了曾经称霸一时的东突厥,从此北部边境终于安静了。

这一战,隋朝大获全胜。东突厥的沙钵略可汗在受到西突厥与隋朝的双重压力下,向隋文帝称藩,表明“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

再说理念问题。

战争手段方式更加多样化

这场战争中,强大的突厥基本没啥抵抗之力,主要是因为当时唐朝的名将太多了,李靖带着3000骑兵直接突袭了吉利的老巢,其实那会吉利还没来得及集结部队,突厥的指挥中心就被打掉了,然后李靖就一路追着吉利打,吉利也是一路逃,完全没机会重新集结部队。

卫青、霍去病指挥的“漠北之战”,战果辉煌,但损兵万余,十四万匹马归来不足三万,消耗已经很大了。

好在汉武帝还算智商在线,认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才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收了手,搞起了休养生息,这个政策延续到了他后两任皇帝,汉朝才缓了过来,延续了差不多100年。

征讨、开发的结果,是这些地方变成了后来汉地的一部分。但在开发过程中,老百姓纷纷逃亡,导致武帝后期的户口减半。(不是人口死了一半,而是逃跑了一半)

就连东突厥内部也不和。颉利可汗(整个东突厥的可汗)和突利可汗(管理东突厥东部地区的小可汗)之间,也是相互提防。而且他们还经常兵戎相见。

然而比没钱更可怕的是,西汉的经济政策也出现了问题。西汉原本在经济上采取重农抑商、轻徭薄赋政策,但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通过经商成为势豪大户的商人,为了提升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他们开始买田置地,成为新兴的地主阶层。

唐太宗相对于汉武帝时期,他最大的优势就在人才太多,虽然汉武帝时期有卫青、霍去病和李广这样的名将,但汉武帝手上也就这几个人而已,而且卫青和霍去病都太短命,在卫青和霍去病死后,汉武帝手上就没有名将了。没了名将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在军事上屡屡不力,毕竟好的将领带兵打仗,往往能把军队的最大效能发挥出来,以最小的伤亡获得最大的胜利,没有好的将领,其实打仗成本会增加许多。

真正的军事能力不仅仅是指挥军事行动的能力(将帅之才),还包括,军队建设,军队管理,军队后勤保障,战略布局等等。

先说说汉武帝,他刚继位的时候,汉朝也经过了60多年的休养生息,尤其是“文景之治”以后,汉朝的国力已经十分强大,而汉武帝上台的时候也是年轻气盛,有了反击匈奴的底气,再加上匈奴多年来也一直侵扰汉朝边境,到了这个时候,其实把任何人放在当时,都会对匈奴展开反击。

就拿漠北之战来说,匈奴军主力十几万,兵派少了肯定不行。为了打垮匈奴,汉武帝在调拨给卫青、霍去病各五万骑兵,以及数万步兵的基础上,还组织了步兵数十万、马数万匹,以保障作战。

583年,突厥沙钵略可汗即位,由于西边的突厥人不承认他的汗位。因而突厥在这一年正式分裂为东、西突厥,并爆发了内战。

这一战,突厥获胜,把隋朝陇西地区狠狠劫掠了一番。

汉武帝、唐太宗,都是有这个认识的。

那时的突厥民族,看似兵强马壮,实则一盘散沙,各怀鬼胎。

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率军犯境,吓得李渊和李建成差点烧掉长安,迁都襄、邓。是唐太宗坚决反对,并自告奋勇出战迎敌,李渊才打消了迁都念头。

除了在河西走廊外,武帝在河套、辽东也都是花大力气进行征讨、开发。

武帝在河西走廊设立郡县,地位与关内诸州郡一样,都是朝廷直辖区域。

汉武帝常年对匈奴用兵,战果虽辉煌,但也导致“海内虚耗,天下户口减半”,国力消耗极大。

这长年累月下来,汉朝的国库自然是越来越空虚。

移民,设郡县的目的,都是为了经济开发。

虽然唐朝连年对外的战争,但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战前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到位;选择适合的将领、派出适量的军队;合纵连横将敌人阵营分化,能拉拢的拉拢到自己这边……

要不是隋朝与突厥打了十几年,影响了突厥的发展,唐朝也不可能正好碰上一个一盘散沙的突厥。

“不误农时,不伤民本”,尽量减少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减轻人民负担,是古代进行战争的重要原则。

由于势力强盛,所以当时的匈奴,相对比较团结。匈奴王庭和左右贤王的架构,在面对汉朝时,基本能做到一致对外,几乎没什么内乱。

相比之下,李世民之下,李靖、李勣、李道宗、侯君集,契必何力等人,都保持了很高的军事素养。

所以,隋唐初年之所以都曾高效地降服过突厥,文明的优越性居功至伟。

匈奴之所以在我国历史上存在感极强,原因在于它是第一个统一了黄河流域以北的游牧政权。

同样是对外战争,但汉武帝、唐太宗时期的情况差别还是挺大的。粗略概括下,大概三方面:国际格局、技术条件、文明优势。

见东突厥内讧,唐太宗令李靖率一支精兵突袭东突厥老巢。

如果把我们放到李世民当时所处的那个环境中,试问这天下有几人能比他做得更好?

总体而言。汉武帝的扩张,是中原农耕民族第一次开阔自己认知之外的地域。由于没有先例可循,汉军在一个很陌生的环境和一群强劲的陌生人,打了多场很陌生的战争。走了不少弯路。

在距离较近的作战中,汉武帝、唐太宗都基本做到了这一点。

由于在汉武帝之前,西汉举国信奉的是黄老无为之学,对民间经济采取不干涉政策,久而久之政府对民间经济便失去了控制。再加之土地兼并问题,贫富差距便不可避免,等等,诸多经济问题都等着汉武帝去做调解。

那么唐太宗在对外征战时,为何还弄出了个“贞观之治”呢?

此时的长安,唐军仅几万人。很显然,无法与突厥鏖战。

解决北方游牧民族问题,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灭了匈奴,然后占领蒙古高原。但问题在于,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占领蒙古高原的成本太高,而且这块地方也没有什么经济产出,如果占领了草原,对于中原王朝来说是亏本的,也就是占领成本要远大于占领收益,而且蒙古高原这块地方太大,所以也占领不了。

汉武帝也曾作过这样的考虑。

李世民是唐朝的第二代皇帝,在建国初期,李世民为唐朝的江山进行了一系列的内战,比如平定刘黑闼、王世充等割据势力。在他执政后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对外战争,比如:与突厥的较量,吐谷浑之役,还有与西域的系列战争。

与此同时,唐太宗又和突利可汗密谈。

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既有客观上的原因,如各自形势不同,统治集团认知结构的不同,也有用将等方面的主观原因。

于是汉武帝就实行了算缗令,也就是全国所有人都要登记财产,按照财产数额缴税,其实是征收的财产税。

贞观元年,颉利可汗趁唐太宗还没有彻底剿灭李建成余党,与突利再次联手,集中二十万大军,杀至渭水北岸,直逼长安。

大约在公元前200年,散居在当今甘肃、宁夏、内外蒙古的游牧民族大致有:东胡、大月氏、乌孙、匈奴等诸多部落,其中势力最强大的民族就是匈奴。

秦汉之交,中原放松了对北方的压制,匈奴出现了一位心思缜密、残暴坚毅的领袖:头曼之子冒顿,他通过“鸣镝弑父”夺取单于宝座后,以铁血手段统治匈奴内部、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随后灭东胡、西击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汉文帝时期,冒顿拿下西域,西起中亚、东到朝鲜,辽阔的北方全部处于铁腕统治之下,那时的匈奴凭借独特的军事优势长期睥睨东亚大陆,汉武帝继位时,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敌人。

不仅东、西突厥不和,长期相互敌对。

武帝不信任蛮夷,为彻底控制河西走廊,便向河西走廊移民了十万口。移民前,有官员曾对武帝讲,这么大规模的移民,必然是一笔巨大开销。而且老百姓未必愿意去。搞不好会造成老百姓大逃亡。但武帝认为,只要能实际控制河西走廊,投入再多的财力和人力,都是值得的。便还是强力推行了。

唐太宗时期的东突厥虽然很嚣张,但其实已经不是势力巅峰期了。

汉武帝的战争目的是土地,而不是人口,相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是掠夺者。而唐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具有包容性的王朝,唐太宗更是一个以天可汗为目标的男人,不仅仅要肉体上征服,更希望在精神上征服。所以,大唐不仅仅有汉族将领,更多的是少数民族的将领,也最终为其灭亡铸就了祸根。

汉武帝刘彻,他太想在他这代人就将匈奴问题彻底解决,却忽略了战争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和民生,当他发现这些问题时,已经到了他的晚年。

在这些地方作战,“转战二千里”是很常见的,严格意义上其实也是远距离作战的。但是,相比于漠北、今新疆等地区,这些地方距离确实近许多,进军的成本也低很多。

但唐军则不同。关陇集团本就是由北魏边镇演变而来的,唐军骑兵的很多战术本就是昔日鲜卑人的战术。唐军对北方异族那套战法是再熟悉不过了。

武帝具体的开发措施有三点:

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铢钱。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旧唐书》

因此唐朝开国以后,唐高祖李渊以汉武帝时期的五铢钱为蓝本,打造了规格严谨的开元通宝。因此唐太宗时期,没有货币忧虑,反倒是李渊为他积攒了不少经济基础。

唐太宗只需要在税收制度上,进行一定的改良,比如实行均田制、租庸调制等等,就能够顺利地使国家富强起来。

至于打仗的消耗,只要控制在经济收入范围之内,至少做到收支平衡,那么唐太宗就没有汉武帝那样的焦虑了。什么止戈为武,那不过是没钱给闹的!

总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看似是一句套话,其实是至理名言。只有经济基础扎实了,一个王朝才能够有其他发展。

汉武帝时期,经济基础奇差,光靠国库里那一堆发霉的劣质钱币,压根就不足以完成他消灭匈奴的宏愿,他那是在赤字斗争,着实不易。

唐太宗时期,经济基础就好太多了!前人的经验已经很足了,他只需要专心于在经济水平以内打服周围的邻居就行了!

参考资料:《汉书》、《旧唐书》

汉武帝时期,绵延的战事确实给民力、国力造成了巨大的消耗,批评者甚至认为它导致西汉“户口消耗过半”。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实际上,打匈奴只是其一,汉武帝时期的改革,是几乎在所有领域同时进行,军事、经济、制度、文化、乃至礼仪都进行了全面创改,这种利在千秋的事业,一旦开展的过于集中,必然会给所在时代造成极大压力。就像汉武帝告诉戾太子的那样:“我把累活干了、由你享受成果,这难道不是美事一桩吗?”

开局不同

颉利见唐太宗面无惧色,猜想唐军肯定暗中有埋伏。随后,他又看见增援而来的唐军阵容齐整,顿时心虚至极。于是,他便与李世民隔着渭水订立了盟约,史称“渭水之盟”。

虽然个人更推崇唐太宗君臣,但凭心而论,汉武帝、唐太宗,都是古代的杰出帝王,他们对历史的贡献都是值得尊敬的,不必非此即彼,贬一个捧一个。

比如马邑之谋,如果汉武帝能亲自去前线统筹协调或者派出卫青这种有能力、能抓住战机的人为主帅,将马邑之战打好,相当于复刻了李牧破匈奴之战;让匈奴军元气大伤,可以为后边汉匈战争创造更好的局面。这里反映出汉武帝刘彻战前准备工作,做得没有唐太宗李世民好。

到后期,李广利等人的指挥下,汉军屡屡大举用兵,不但消耗巨大,而且败多胜少。

汉武帝的财政危机

李世民一方面把战争的成本控制在非常低的程度,同时将战争对国内经济和民生的负面影响也降到了很低的程度;另一方面李世民还通过战争,掠夺战败国的财富,这些财富最后同样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所以唐朝虽然连年战争,但是却越打越强盛。

打击东突厥时,李世民先是分化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分化对手,又支持薛延陀等部,使漠北脱离东突厥控制,最后,又利用天寒地冻,东突厥陷入危机的机会,一举灭敌。

为此汉武帝就重用了善于理财的桑弘羊,对多种商品实行了官方垄断经营,比如盐、铁这些生活必需品,汉朝政府从中赚取了大量的利润,但这实际上是一种国进民退的策略,官方与民间抢夺经济利益,民间就因此遭到了官府的不少盘剥。

汉武帝更多的任用外戚和亲近的人作为将领,例如卫霍、李广利。不管将领是否有才能,自己高兴就行。

但双方还没开打,唐军就因连日的长途跋涉行军,疲惫不堪,再加上后勤线被隔断,军需器械也受潮,导致战斗力锐减。

581年,为了报复隋文帝,突厥起兵40万,又联合原北齐营州刺史高宝宁,入侵隋朝。

总的来说,唐太宗用兵,对生产、生活的干扰,总体上确实远远小于汉武帝。

即便是把汉初以来几十年的积累都花完了,即便是搞了大量的官方垄断经营,但汉朝的财政还是无法支持战争。

李世民却非常注重战争,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和名声。

因此,汉武帝发起的汉匈战争,是两大文明模式的首次终极对决,涉及到今后东亚大陆话语权的大事,双方都只能硬着头皮干到底;这就是为什么匈奴被霍去病生生杀掉超过1/3壮丁后,还退到漠北顽强苟且的原因。

北朝、隋唐统治者,都与鲜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大唐君臣,许多是汉化的鲜卑人,或者曾经鲜卑化的汉人,他们保留了许多草原特点,对草原民族的生活特点、社会结构、作战特点都非常熟悉。

武德七年(624),东突厥来犯,当时唐军大批兵马还没来得及回都,高祖便派出时任秦王的李世民出面解决,在拿了大唐的钱财后,突厥人走了。至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门之变刚结束,东突厥趁着唐政局动荡,又一次大举来犯境。这次又是李世民出马谈判,最后订立了渭水之盟,之后突厥人又拿着钱财撤回去了。

综上所述,汉武帝的对外战争为什么越打越穷,而唐太宗为何能整出贞观之治,基本说完了,如有补充,评论区吧。

两者相比,这究竟是为何?以下两方面分别阐述。

因为李世民军政都点满了,他多次在一线指挥甚至亲自上去砍人。而汉武帝并不懂军事或者说没有李世民懂。

所以,第一次漠南之战后,要立刻发起第二次漠南之战,漠南之战后要立刻发起河西之战,河西之战后,要立刻准备漠北之战。

相比之下,唐太宗君臣,对草原特点就了解极深了。

汉武帝敢对匈奴叫板,在经济上得益于祖辈们的积累,可以说他大半生的精力都耗费在了与匈奴的较量上。在巫蛊之祸后,他颁布了《轮台罪己诏》,之后汉武帝才开始真正治理国家,汉朝才进入休养生息的阶段。

通过尝试,中原王朝摸到了扩张极限。

汉武帝要想打击匈奴,只能是举国之力,与匈奴正面硬钢。

而随着秦汉统一中原,突厥也统一了草原,冒顿单于曾经写信给汉文帝:“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已定……”他的潜台词是:北方马背上的民族已被我统一,可与中原耕地的王朝分庭抗礼。

同时,突厥在草原上的统治也发生了动摇,尤其是突厥北部的薛延陀,更是联合了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等部跟突厥唱起了对台戏,谴使臣服了唐朝。

比如,由于马匹的大量消耗,到汉武帝后期时,往往大量削减骑兵部队代之以步兵。这不仅使汉军机动力下降,且使后勤保障系统变得脆弱,丧失了主动。

毫无疑问,汉朝花费在匈奴之战上的钱财是巨大的,但除了对抗匈奴,在工程建设方面的花费也不小,比如对河西走廊与河套平原的开发,在此都设立了郡县,并筑城驻军,可以说不惜血本也要在此站住脚跟。

此后,唐朝灭薛延陀,灭西突厥等,也都是如此操作。一战灭一国,在开疆扩土的同时还能发展经济。

就拿唐灭东突厥之战来说。

无他,就是离间加分化。

然而,汉武帝后期,所用的李广利等人,缺乏军事才能和个人威望,是武帝后期用兵耗费巨大且败多胜少的关键。

除此之外,汉武帝还大规模地治理了两次黄河,动用军队十几万人,把黄河从东到西都修了一遍。再加上,他的私生活也很丰富,又要赏赐皇子,泰山封禅等活动,还有建造自己的陵墓就建了五十年左右,这些花费也不小。

军队损耗不大,所以,军队越打越有经验。

待东突厥这支劲旅搞定后,太宗又先后把矛头对准了吐谷浑,而打这场战争时已是贞观八年(634年),再说对付吐谷浑远没有东突厥那么困难。再之后去征讨西域不听话的小国,已到了贞观十三年(639年)。平定了这些小国后,西域的道路被彻底打通,由此揭开了丝绸之路新的篇章。

打击吐谷浑时,又利用羌人各部与吐谷浑统治者的矛盾,分化吐谷浑,大大削弱吐谷浑的战争潜力和回旋余地,然后才用兵,转战二千里,一举讨灭。

早在李渊防御突厥时,就曾模仿突厥人的特点操练军队。

唐朝则不一样。至南北朝以来,北方养马成风、骑兵资源用之不竭。

相对于汉武帝时期,唐朝的经济实力远高于周边地区,除了战争手段外,还包括经济手段。例如,从李世民时期到李治时期对高句丽,大量采用的是经济消耗的方式,最终李治时期一战定高句丽。

如果没有汉武帝早期与匈奴人的硬干,汉廷后来想用挑拨离间的办法收买匈奴人心,也是无从下手。

因此,李靖一战便灭了东突厥,并俘虏了颉利可汗。

而且,就国力而言,这些势力虽然名头不小,但实力已过巅峰。

汉武帝时期,卫青指挥的漠南之战,霍去病指挥的河西之战;唐太宗时期李靖讨灭东突厥、吐谷浑,都是干净利落,以比较小的代价就迅速取胜。

因为时代的局限和皇帝本身的能力决定了战争的方式和结果。时代在发展,文化在传承中沉积。唐太宗李世民及其麾下诸臣站在诸多前辈的肩膀上,更懂得识人用人,更懂得治国理政、行军打仗。

汉武帝刘彻时期,中国进入中央集权时代的时间还不太长,皇帝对朝臣及地方官吏如何进行掌控,还在摸着石头过河,汉武帝刘彻对权力抓得很紧,所以武年时代的丞相结局都不太好,

兵事也只能以亲疏为主要用人标准,能碰到卫霍这种级别的名将外戚真的是他运气好。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武将集团中,由于裙带关系严重,不乏公孙敖、李广利这样的平庸货色。虽然最后还是打赢了,但无疑加重了军队的损耗。而刘彻的文臣要么是没经历过战争的纯文臣,要么是武将转职,在皇帝一心要战的情况下,他们会压榨国力来配合战争。而且,汉武帝一朝,被匈奴压制久了,皇帝又爱面子,有战功不吝重赏。当时通过砍人头封侯再转文职是一条升官捷径,大臣参与战争收益比较大,所以从上到下都热衷于战争。但是除了卫霍二人之外,当时的武将集团剩下的将领真的很难称得上名将,固而战争以消耗战为主,拼的是国力。

而唐太宗李世民时期,中央集权已经很长久了,李世民以史为鉴,知人善用,纳谏如流,乐于分权。李世民的文臣武将大都经历过开国战争,懂得战争具有什么样的破坏力,知道怎么去配合战争,同时减小对生产的影响。他们极少会采用不计代价的消耗战打法,打不下来要么会放弃,要么会想办法智取,能打下来也会尽量用精兵奇袭,或者用计逼迫对方投降,战争损耗较小。李靖、李勣、柴绍、薛仁贵、苏定方……智勇双全的武将阵容可以说完爆汉武帝一朝。

突厥自隋文帝起便被开始分化,所以到了唐太宗年间,实力已经不如汉武帝时期的匈奴。唐太宗采用的则是延续隋朝的分化突厥逐个击破的打法,作战时注重时机,将领也是计谋百出。渭水之盟时突厥还是强于唐军的,但仅仅几年之后,唐太宗在外交战取得成果(突厥内乱),并遭遇雪灾引发饥荒的情况下就开始反击。在唐击败东突厥的关键战役,李靖通过间谍探知颉利可汗断定唐军不敢孤军深入的心理,只用三千精骑突袭定襄,同时李勣在另一条线上击溃突厥。颉利可汗仓皇而逃并假意请降,准备逃往漠北,被李靖识破。李靖觉得突厥尚且人多,不能受降,否则后患无穷。于是,唐方假意和突厥谈判使其放松警惕,李靖率一万精骑突袭,杀敌一万多,俘虏十几万人。颉利可汗率万余人北逃被李勣阻拦,最后被张宝相活捉,送往长安跳舞。这就是唐灭亡东突厥的大致过程,虽然出动了十几万军队,但时间不过几个月,轻松写意,斩草除根,损耗相对不大。

后来远征吐谷浑亦是如此,吐谷浑接战不力后烧毁牧草开始避战,企图将战争拖入持久战。唐军在缺乏补给的情况下在荒漠中奔袭三千里,最后灭国,前后不到一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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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汉武帝越打越穷,而唐太宗年年对外战争却越打越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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